导    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充满着活力和蕴涵着希望，自党的十六大第一次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后，县域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可以说县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县域经济既是统筹安排的客体，又是统筹协调发展的主体，是主客体的统一。在“二元结构”中，县域经济是比较弱的一元，是统筹安排的客体，同时县域经济又是统筹协同发展的“操作平台”。壮大县域经济首先要有量变的积累，并为质变准备条件。壮大县域经济意义重大，已经成为一个新思维，是统筹城乡、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新思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维。

一、本项研究的基本理念与立论依据

（一）“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课题

中国按照分三步实现现代化的构想，在20世纪最后20年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是指温饱有余、尚不富裕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构想，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全面小康”乃是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而目前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尚有6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准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有6000万人徘徊在温饱线。城市和农村是发展问题的两个层面，中国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突出。到过欧洲国家的人一般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但我们的农村则比欧洲农村差多了。”从经济中心和经济总量看，城市是大头；从人口分布和地域空间看，农村是大头。特别是九亿农民生活在农村，农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即“三农”问题。

所谓“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当前中国，农业问题是农业效益问题，主要是怎么加快农业产业的现代化问题；农村问题，是怎么在政治上解决好农村的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在社会发展方面解决好农村教育、医疗等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就业、收入和权益问题。这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归根到底，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三农”问题不仅是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它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农业、农村的发展状况及农民收入增加的幅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没有农村与农民的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实现“十六大”确立的战略目标，必须将“三农”问题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二）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治国方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必须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并指出城乡关系和“三农”问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从理论上说，要解决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就必须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而如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有个突破性的提法，这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很有针对性的。长时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是重视解决“三农”问题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以及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仅仅把眼光局限在“三农”本身，即就“三农”论“三农”。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惟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十六大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城乡关系问题上的实践经验而提出的一个大思路、大举措，是解决城乡发展问题的一个重大创新。按照这一思路，研究和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应把城市和农村紧密地联系起来，综合研究、通盘考虑，联系农村研究城市，联系城市研究农村。这个新的提法突破了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旧框框，站在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县域经济是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既然县域经济是以农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这就要求把繁荣农村经济放在重要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我国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进程明显加快，但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突破，城镇化严重滞后，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正，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致使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带动力不强，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农业，过多的人口滞留在农村。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性障碍和发展失衡状态，造成了“三农”问题的现实困难，农村小康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点。化解“三农”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但关键是要突破城乡分治格局，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三）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载体

县域经济是属于区域性经济概念，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总量的总和。它以县城为中心，集镇（尤其是建制镇）为纽带，广大农村为腹地，城乡兼容，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的经济。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时，第一次明确指出“壮大县域经济”。这不仅体现党和政府对发展县域经济的高度重视，同时说明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对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性、紧迫性。“壮大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和重要内容。只有县域经济发展了，壮大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以及长期困扰我们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民负担重这两大难题。

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我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状况，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点和关键。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壮大，农村的小康目标无从实现；没有亿万农民的小康，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无从谈起。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举足轻重。只有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94%，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3%的县域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才具备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为此，统筹城乡发展首先要克服县域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这一难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进而促进农村城镇化。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保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

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载体。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既是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的结合，又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是城乡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统筹城乡发展，重要的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来说，发展县域经济是它的有效载体，统筹城乡发展主要靠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来实现。

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县域经济是以县为单位的区域经济，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分布在各个县域范围内，农民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县以下的区域中，因此，县域经济本质上是农村综合经济，是直接面向“三农”的经济，主题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县域经济又是联系大中城市发展的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为大中城市的发展扩大了市场需求。因此，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

（四）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省级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

县域经济是社会经济功能比较完善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国家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监控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省来说，县域经济在规划制定、产业开发、经营战略重点确立和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能够协调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统一各部门的力量，兼顾县、乡(镇)、村三个层次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县域经济就是城乡统筹的集中体现。如果县域经济缺乏活力，全省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失去了根基。因此，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是省级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

由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涉及整个社会管理构架的重组和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核心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改变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全局性、战略性调整，建立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因此，统筹城乡发展的本质上是国家配置资源的一种政策机制，是政府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统筹城乡发展”的行为主体是各级政府。国家（包括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最终将要靠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落实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则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最直接的操作平台。县域经济承上启下，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直接操作平台，是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关键，是省级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是省级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和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和突破口。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一）研究目的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城乡发展差距进行客观评价，剖析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劣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导致青海省城乡发展差距的主要制约因素，发掘县域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优势和机遇，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与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三者结合起来，为青海省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提出战略思路、策略和具体举措，为青海省制订“十一五”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期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日益成了制约青海经济发展的瓶颈，没有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和农业的振兴就没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也将随着农民的贫困而被弱化。现实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发展县域经济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有效载体。因此，研究青海省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必须把发展县域经济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这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本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关于县域经济和“三农”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一些相当完善的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中，这些理论将在本课题的第二部分进行详细剖析，在此从略。

（一）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谢涛、崔仑等（2003）在研究县域经济发展问题时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培植县域经济发展优势应着重抓好培植优势产业、提高农业产业化质量、扩大社会投资、创造人才发展环境、实施科技战略、提高服务执法水平、加快小城镇建设等几方面工作。陈文科（2003）分析了中国县域经济转轨中的矛盾与成因，认为中国县域经济转轨中存在四个矛盾，并分析了矛盾的成因有四个方面，即:县情判断的两个高估，城市化推进的两个误区，发展战略的两个倾抖，“三农”政策的一种偏颇。张元智（2003）提出了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集群发展道路。认为产业集群能够产生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借鉴我国浙江、广东以及国外发展产业集群的经验，培育产业集群，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一条可行的道路。产业集群的定制生产方式，能够避开大规模生产方式对市场规模的高度依赖、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培育集群的过程也是培育社会资本的过程、不断激励创新的过程，而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正是一个地区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高进田（2003）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县作为一个基本的行政单元和经济区域，理所应当赋予它更多的是充分发挥其相对独立的经济功能。在县域经济发展中，除了其职能从注重政治职能向注重经济功能转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产业以及解决产业结构调整问题。闫天池（2003）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的分类发展模式。认为不同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按经济地理区及主导产业来划分不同的县域经济。可以根据区位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不同的县域经济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仇方道（2002）对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

（二）关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

杨万江，李剑锋（2003）再《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几点思考——兼论区域发展研究中的“短腿”现象》一文中对我国区域发展研究中对“城”与“乡”的研究极不对称的情况，通过构建“城乡关系图”方法系统界定了“城乡”概念及其边界，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在“乡村”，初步讨论了统筹城乡发展理念，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三农”问题。刘奇、王飞（2003）认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重构国家发展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平等和谐、互促共荣的城乡关系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许经勇（2003）研究认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而在发展中壮大县域经济，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农业部产业政策法规司课题组（2004）对统筹城乡和统筹经济社会协调进行了专题研究。从不同层面描述了城乡差距，形成城乡关系失衡的危机意识，认识城乡统筹的必然性;并通过揭示城乡分化问题的成因、寻找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际经验，提出实施“两个统筹”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和对策措施。

研究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的大多学者都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两种最基本的模式：自上而下型和自下而上型。许学强（1988）在研究沿海开放地区时候认为城乡协调的动力因素有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崔功豪（1999）在在肯定了小城镇为主体的农村城市化的作用下，探讨了这种自下而上的 城市化过程和它的运行机制。

（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研究

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学术界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与措施，综合起来有如下几种观点：

1.农民利益保护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认为，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解“三农”问题。在有关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中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体现为这些研究要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服务，首先要为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群众服务，要使这些研究有利于增进中国农民群众的福祉，有助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一基本准则的真正落实。刘修民认为。农民问题是贯穿东方社会历史过程的大问题。农民是东方社会人口构成的主体，也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在中国，只要农民占人口构成的大多数，就必须把农民看成是立国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缺少、不能忽视的力量。要了解农民的生存处境，正确地理解农民，研究农民的现实需求与发展愿望，制定相应的农村政策。宫希魁强调，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三农”问题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解放农民，还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地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在义务教育、户籍管理、迁徙自由、市场准入、劳动就业、公共物品作用、民主参与等领域逐步取消对农民的歧视性限制。林光彬认为，农民的等级平等权不落实，国民待遇不改善，“三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武力认为，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和保护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李昌平呼吁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应给农民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国民财富占用权、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保障权利和同等的发展权利。必须回报农民、尊重农民、依靠农民。回报农民就是要取消农民负担，且国家要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尊重农民就要改革县乡基层政府；依靠农民是让人民群众监督管理基层政府。丁宁宁不同意“城市化是提高农民收入最终出路”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把结果当成了手段，逻辑上自相矛盾。在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今天，重要的是要认清农民属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弱势群体这一基本事实，敦促政府更多地承担起援助农民和维持社会稳定的责任。

2.城乡统筹发展论

陈锡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多地注重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提出了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既要建设现代化农业，也要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增加农民的收入，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为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一个新的前途。许经勇认为，长期保留和发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农村社会经济领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把过去集中到城市的非农产业不断扩散到农村去，才有利于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作为相对独立系统的城市领域与农村领域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并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开辟广阔前景。

3.结构调整论

陆学艺建议要从战略上考虑调整城乡关系，逐渐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我们要建设的是十几亿人口的统一的大市场，而不能继续搞城乡分割的两个市场，把九亿农民堵在城外。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打开城门、镇门，广开农民的就业门路，再一次解放农民，改变“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是个方向。当然，这样大的改变或转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政策出台，要逐步分阶段实施，但是再不转变，继续搞城乡分治，是不行了。周批改认为，实行“三农三化”是改革二元体制这个“三农”发展道路上极大阻碍的有效途径。“三农三化”是指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市化。“三农三化”与二元体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即发展“三农”的动力与压抑“三农”的力量，它们是一对直接的矛盾，推进“三农三化”可以从根本上改革和削减二元体制。郭树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一方面产出结构不尽合理，另一方面就业结构的转换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的转换，这样的状况存在着相当的缺陷，亟待进行重大调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种缩影。因此，“三农”问题实际上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农村、农民本身的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国民经济大的产业结构来实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需要通过改善和优化总体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途径来实现。

4.就业优先论

吴敬琏认为，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温铁军认为，对“三农”问题，我们所有的办法大概只能瞄准一个目标，就是如何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就有可能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线希望。我国最基本的国策除了计划生育之外，还应该再加上一个就是“就业最大化”。樊纲认为，那种想在与农业有关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他认真分析了他所谓的三个“不是出路”的问题：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的问题，一个就业和收入的问题；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农民的收入；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多数以至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

5.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论

林毅夫指出，农村地区和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大大限制了农民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徐祥临强调，解决“三农”问题，功夫还是要下在“三农”内。他认为，当前农民增收的渠道基本上有三条:一是发展商品性农业;二是兴办乡镇企业;三是进城务工。但目前这三条农民增收渠道中的供求关系都发生了不利于农民的变化，因此，农民增收难的问题仍很突出。因此，必须开辟农民增收的第四条渠道，即政府应大规模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增加农民收入进而提高农村的购买力，产生农民增收的乘数效应。

6.市场化带动论

晓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必须把融入和适应国内外大市场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壁垒必须彻底打破。土地要能够流转起来，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的结构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调整，生产要专业化，产品要特色化，经营要多样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应当加快。这样才能逐渐改变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才能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现代化的城市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罗伟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彻底铲除它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要摧毁这个基础，即要彻底改变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的这种分散的自然经济状况，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武器就是发展市场经济。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可以彻底改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大大推进我国经济信息化、政治民主化、组织社会化、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7.城市化推进论

王建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在于城市化，过去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特别是农村工业“离土不离乡”的政策，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始终有一块巨大的增长和就业空间没有释放出来。根据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经验，农村劳动力向外部转移过程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平均为1：3，而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中才勉强达到1：1，在农村内部甚至是1.5：1。服务产业就业人少是因为城市人口比重低，由此而言，中国并非没有了外部需求拉动就没有了高速增长，只要把城市化与服务产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来，仍然可以靠内需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四、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课题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对国内外研究县域经济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理论进行回顾和分析，借鉴相关研究的已经成熟的理论成果，揭示县域经济发展和统筹城乡发展的互动机制；在此基础上对青海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其优势与劣势、潜力与问题、机遇与挑战，研究青海省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然后提出青海省县域经济发展中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以及具体战略与策略，并选择六种类型（大城市郊区型、综合型、工业优势突出型、粮棉主产区型、平原湖区型、贫困山区型）的典型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策略进行实证研究，最后进一步有针对性的提出青海省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与建议。研究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